與你並肩走在愛孩子的路上：獻給親愛的小孩、親愛的你！

當孩子哭鬧奔跑、沉默不語，或出現身心症狀時，他不是想故意搗蛋，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地呼喚世界的回應。這一刻，我們只需要適時地出現在他的身邊，傾聽他、讀懂他，在寧靜的陪伴下，他就能慢慢走出獨立的步伐，好好長大。

溫尼考特兼具小兒科醫生與精神分析師的雙重身份，終其一生關照著孩子們的成長。在本書中，他始終提醒著我們：孩子並不需要「完美」的照顧，一切只要「夠好」就好。

本書收錄了這位貼心的醫生橫跨四十年、共三十一篇的思想結晶，用包容、溫暖的語言，帶領我們進入孩子的內在世界。無論是嬰兒早期的發展、家庭對兒童生活的影響、各種症狀背後的心理成因，他都有著鞭辟入裡的洞見；另一方面，他也能退後一步、以更全觀的視野，探討小兒科醫師、精神分析師、心理學者、社會工作者等各種專業人員如何各司其職，真正為孩子們打造出「夠好」的環境。

這本書，獻給親愛的小孩，也獻給所有親愛的照顧者。無論你是家長、教師、醫師或社工，只要你曾在陪伴孩子的路上遭遇困難、疑惑，或感到無能為力，你都能在溫尼考特的文字裡，找到真實的理解與力量。

這本文集以個案難題為核心，如精心策劃的展覽般條理地呈現，為心理工作者、特教人員與社工打造了重要的里程碑，尤其對在各類機構中照顧困境兒少的工作者，具有高度的參考價值。——蔡榮裕

不同於溫尼考特的其他著作，本書以大量的臨床材料為主。在那些面向父母與各類照顧者的演說中，他提出了許多理解幼兒的實用觀點，而這些觀點正來自他作為兒科醫師與精神分析師的真實臨床經驗。——許薰月

暖心推薦｜按姓氏筆劃排列
王浩威｜精神科醫師、榮格分析師
石昱棋｜牧陽心理治療所所長、臨床心理師
林玉華｜前輔仁大學醫學院臨床心理學系系主任
林耀盛｜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孫明儀｜映安社會工作師事務所負責人
張通銘｜彰基兒童醫院兒科部副部長、臺北醫學大學醫學士、中興大學學士後醫學系部定助理教授
郭煌宗｜中國醫藥大學兒少發展暨心智行爲科顧問
許薰月｜諮商心理師、巴黎西堤大學精神分析與心理病理學博士
蔡榮裕｜松德院區思想起心理治療中心分析治療督導、臺灣分析治療學會理事長、臺灣心理治療個案管理學會理事長
謝佳芳｜紐約IPTAR兒童與青少年精神分析取向治療師

唐諾．溫尼考特(Donald W. Winnicott)
1896年4月7日生於英國普利茅斯。1914年進入劍橋大學耶穌學院，在結束戰時服役後，又到倫敦的聖巴瑟洛繆醫院繼續研習醫學，並於1920年取得執業資格。

溫尼考特的醫療生涯從小兒科開始，在接觸了精神分析後，越來越深入地研究兒童心理學。他在幼兒發展理論上的貢獻享譽國際，備受推崇，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所謂「夠好的母親」（good enough mother）、「過渡性客體」（transitional object）、「真我／假我」（true self / false self）以及治療情境中的「扶持」（holding）等概念語彙。這些充滿創意、令人嘆為觀止的洞見，奠基於豐富的臨床工作經驗，特別是他與母親、小寶寶和兒童之間的互動。

溫尼考特教授兒童精神醫學及進行精神分析超過四十年，曾擔任英國精神分析學會主席、皇家醫學會小兒科部門主席，以及英國心理學學會內科部門主席等職務。他經常在精神分析和醫療期刊上發表文章，也向許多職業團體講授兒童發展，對象包括教師、助產士、父母、社工人員、地方法官、醫師、心理分析學者以及精神科醫師。著名的代表作包括：《從小兒醫學到精神分析》、《給媽媽的貼心書》、《塗鴉與夢境》、《遊戲與現實》、《二度崩潰的男人》等。1971年，溫尼考特於倫敦自宅辭世。

翁士恆(譯者)
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諮商與心理治療學系完成博士學位，目前為臺北市立大學諮商與心理學系副教授兼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過去曾擔任醫院小兒科的臨床心理師，長期協助機構於第一線面對收出養業務、家庭暴力、目睹家暴與性別暴力兒童的諮商與心理治療工作。

於蘇格蘭期間，接受存在哲學與客體關係理論的心理治療訓練，專長為兒童早期療育、現象學哲學與客體關係理論融合的治療取向，近年來也從事性暴力復原與政治暴力創傷復原的研究與實踐工作，目前轉向從治療室中走入社區與社會文化場域，並積極推動社區與社會正義之倡議與集體賦權等行動。

推薦序1 透過溫尼考特的眼光，銘刻臨床與人性關懷的碑文——蔡榮裕
推薦序2 從溫尼考特的智慧中汲取力量，共同編織生命篇章——張通銘
推薦序3 在文字的回響中，與溫尼考特相見——許薰月心理師
譯 者 序 溫尼考特給這個世界的情書——翁士恆
致 謝
前 言
引 言

第一部｜觀察、直覺與同理心
1.對人類本質的客觀探究——一九四五
2.是的，但是我們怎麼知道那是真的？——一九五〇

第二部｜嬰兒早期發展
3.對外在現實最原初的指引：不同的早期發展階段——一九四八
4.環境需求、早期階段、完全依賴，以及基礎獨立性——一九四八

第三部｜家 庭
5.情緒發展對餵養問題的影響——一九六七
6.兒童的拒絕入睡——一九六八
7.失落對青少年的影響——一九六八
8.從青少年口中說出來的是什麼——一九六六
9.違法者與慣犯——一九四〇年代初期
10.以「家庭」為整體，看待臨床上的家庭問題——一九五九

第四部｜上 學
11.學齡前兒童的心理衛生——一九三六
12.老師、父母，以及醫生——一九三六

第五部｜個案研究與觀察
13.手足出生後症狀發展的臨床案例——約於一九三一
14.關於一個小男孩的筆記——一九三六
15.一條名為「奶非」的小被被——無年份

第六部｜領 養
16.兩個被領養的孩子——一九五三
17.領養的潛在陷阱——一九五四
18.當領養兒童進入青春期——一九五五

第七部｜身心症問題
19.談孩子尿床：一些觀察與想法——一九三六
20.丘疹性蕁麻疹與皮膚感知的動力歷程——一九三四
21.有關遺尿症狀的簡短通訊——一九三〇
22.從心理出發的身體現象：兒童精神醫學的觀點——約於一九三一
23.論兒童心臟神經症——一九六六

第八部｜自閉症與精神分裂症
24.三則有關自閉症的書評——一九三八、一九六三、一九六六
25.自閉症——一九六六
26.以適應失敗，理解嬰兒期精神分裂症的病因——一九六七

第九部｜成長中兒童的專業照護
27.兒童精神醫學的訓練：兒科心理部門的設置——一九六一
28.筆記：治療中的時間因素——一九六一
29.從群體現象角度，觀察兒童心理學與精神醫學協會——一九六七
30.兒科與兒童心理學的對話：臨床觀察——一九六八
31.兒童精神醫療、社會工作，與替代性照顧——一九七〇

附錄一：醫療術語詞彙表
附錄二：參考書目

【導讀】
溫尼考特身為一位醫學從業者，尤其以一名小兒科醫師的身份，開始他觀察與研究兒童的一生志業。他以醫療體系為框架，在兒童醫院中開啟了與兒童工作的經驗。後來，他對佛洛伊德的著作及自身心理狀態產生興趣，於一九二三年接受詹姆斯・史崔齊（James Strachey, 1887-1967）的分析，一九三三年又接受瓊・里維埃（Joan Riviere, 1883-1962）的二度分析，並接受精神分析師的專業訓練。直至一九七一年去世，他持續以精神分析師的身份執業，同時也不曾中斷在帕丁頓格林兒童醫院（Paddington Green Children's Hospital）之醫療體系中與兒童的實務工作，他積極地將自己從精神分析訓練與實務中獲得的理解，應用於兒童臨床工作中。

精神分析式的觀察與研究，由佛洛伊德奠定了基礎。最初，他從自我分析中進行觀察，之後則是基於對成年的男性與女性病患的分析經驗，並且僅短暫且間接地透過個案「小漢斯」（Little Hans）與兒童建立起關聯。佛洛伊德對於人類心靈的推論——無論是嬰兒期、童年期或成年期——主要來自他在維也納私人診所中，密集且頻繁地接見成年病患的臨床經驗。隨後，梅蘭妮・克萊恩（Melanie Klein, 1882-1960）與其他人將精神分析的方法拓展應用於兒童治療。克萊恩在與少數兒童密集工作的過程中，提出了對心靈運作的結論，並將這些理解從兒童分析延伸至成人心理，晚年更應用於所謂的成人精神病症狀研究。與佛洛伊德一樣，克萊恩的研究及其思考與寫作的泉源，始終根植於一種「兩人關係」（分析師與病患）互動的臨床設置之中。

在一場題為〈情緒發展對餵養問題的影響〉（本書第5章）的簡短報告中，溫尼考特強調了自己對於醫學訓練及持續臨床經驗的深厚依賴。這場演講於一九六七年，在英國皇家醫學會舉辦的「嬰兒期環境健康研討會」中發表。他這麼說道：「你們可能知道，我原本是一位小兒科醫師，後來逐漸轉向精神分析，成為一名兒童精神分析學家。也因為這樣的職業轉變，讓我早期對生理健康的重視深刻地影響著我目前的工作方式。事實上，在過去四十五年裡，我一直在實際地工作與觀察，也累積了相當豐富的臨床經驗與資料。」

溫尼考特坦承自己對醫學科學懷有深深的依賴，也對那個能讓精神分析式探究持續接受檢驗與應用的臨床場域抱持感激。這使他得以處於一個特殊的位置：一方面致力於理解兒童的行為，另一方面也不斷尋找其背後的成因。正是從這樣的位置出發，溫尼考特能自在地談論「資料」的概念。而且可以想見，他一邊臨床工作、一邊修正與發展精神分析理論的這種持續「積極執業」的作法，對精神分析作為一種心靈理論與研究模式的演變，或許在未來將具有深遠意義。

溫尼考特在成為精神分析實務工作者的同時，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小兒科工作及醫學訓練背景。他持續與該領域保持連結，這使他能夠長期且密集地與兒童建立臨床接觸（尤其是那些因生病而被父母——通常是母親——帶來就診的孩子），並且藉此經驗，展開對嬰兒期至成人期心靈發展的長期精神分析式研究。這樣的工作歷程，讓他得以累積將近半個世紀的個案研究與臨床觀察，亦累計約六萬次與病患的互動經驗（如此觀察量，幾乎可與查爾斯・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所進行的觀察規模相比，而溫尼考特亦深受其影響）。

溫尼考特奠立了這套臨床觀察的實踐，不僅在帕丁頓格林兒童醫院的醫療環境中，也在那戰爭年代動盪時期所出現的特殊環境中。溫尼考特以政府指派的顧問身份參與接收疏散兒童的中途之家（這些孩子中有許多人處於剝奪或偏差行為的狀態）的工作，他也在這裡認識了後來成為他妻子的克萊兒・布立頓（Clare Britton），並與她展開了合作。

這樣的觀察經驗，後來也延續到他自己的私人診療室中——在那裡，他為兒童與成人提供精神分析治療、進行分析式評估，或短期的心理治療協助。溫尼考特將這些研究的成果記錄在大量的論文、講稿、筆記、演講、廣播內容與書信中，共同構成了他的工作——他所說的「累積」，指的正是這份無價的資料記錄。

精神分析方法對個體的深度聚焦，加上在醫院與私人診所中，觀察大量母親與兒童互動的經驗，二者的結合使得溫尼考特對人類心靈更廣泛的研究領域，得以提出極為獨特且罕見的貢獻。他透過深入閱讀個案素材的精神分析式研究，同時又因觀察到數百位前來治療的個體之間的差異、變異、獨特性與不相似處，得以提出自己在精神分析理論上最重要、最具辨識度的觀點。

精神分析最初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觀察，是佛洛伊德以科學家的身份，透過推論與演繹，提出的心靈理論。他所建立的方法論，是在診療室的環境中進行的，在那樣的環境裡，觀察與推論可以持續進行，並且隨著更多分析師在類似場域中的臨床經驗累積，佛洛伊德懷抱著一個希望：建立起一套忠實反映此類工作本質的資料體系。這份希望最終開花結果，也證實了他研究方法的有效性。正是在這個基礎之上，溫尼考特加上自己廣泛的臨床經驗與豐富的觀察成果，進一步展開了新的建構。

在〈對人類本質的客觀探究〉（本書第1章）中，溫尼考特在倫敦聖保羅學校向高年級學生們演講時說道：「直覺雖然在日常中偶有洞見，但在面對複雜的人性議題時卻不總是可靠的。它或許能幫助一位醫師理解一名偷竊病人的苦衷，卻無法作為建立『偷竊行為心理學』的基礎。在需要下判斷與做決策的情境中，比如少年法庭，我們更需要能被討論、被驗證的知識，而不是憑感覺說出的意見。」

溫尼考特在同一場演講中，進一步闡述了這個觀點：「也許你已經開始看見，探索人類本質的科學旅程正穩步前行。我們透過觀察尋找線索，建立理論，再用新發現來修正舊有的理解。這是一條不斷接近真理的道路。然而你是否也察覺，科學與直覺之間，根本上的差異？真正的直覺有時能如閃電般指向核心，也有可能以同樣的速度通向錯誤。與此相比，科學從不聲稱自己掌握「全部的真理」；它所做的，是誠實地建構出一條通往真理的橋樑。這就是為什麼科學訓練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如此重要——它教我們如何腳踏實地站在當下，並回頭看我們所立足的這片土地。」

對溫尼考特而言，他始終清楚地認知到，作為一位科學工作者，首要之務是建立在特定情境中可被信賴的證據基礎上。而建構一條通往真理的令人滿意之路、重視科學訓練，以及努力追求客觀性的追求，這些特點共同形塑了溫尼考特在「心靈的科學」領域中成為重要人物的基礎；而這裡所說的「心靈的科學」，在他身上很大的部分源自精神分析這門學科的貢獻，而非來自於其他眾多研究心靈的學科。

溫尼考特選擇專精並堅持留在小兒科領域，再加上他主動投入精神分析的訓練，以及他選擇將小兒科與精神分析整合於自身理解中進行研究與書寫之中——這一連串的決定，不可避免地引領他走向了自己獨特的專精領域。他觀察、研究嬰兒與母親之間各種不同形式的互動，並從中推演出對於心靈——無論是嬰兒的心靈或成熟心靈——的理解。

在方法論上，這使他與佛洛伊德及其他人有所區別：溫尼考特選擇持續在「原位」觀察嬰兒與母親，將他們視為一個「心靈共體」（psychic unity）來研究——這個選擇，源自他作為小兒科醫師兼精神分析師所擁有的獨特觀察位置。這樣的角色使他得以觀察一批又一批母嬰組合（有些甚至是降生不過數週的小小嬰兒），並將這些觀察視為「嬰兒—母親」整體關係的資料，而不是單純地將嬰兒與母親看作兩個分離的個體。

如前所述，佛洛伊德是透過成年病患所選擇告訴他的材料，推論出有關嬰兒心靈及其發展的理論。除了透過這些間接的方法，他並沒有系統化地直接研究兒童及其母親。無論是佛洛伊德還是克萊恩，在精神分析情境中，都沒有選擇同時觀察嬰兒與其母親。關於客體關係、嬰兒與母親之間互動的推論，都是在缺少活生生的資料情境下進行的——要麼母親不在場，要麼嬰兒不在場。而現實中的嬰兒在現實中的母親身上會做些什麼，只有透過溫尼考特在小兒科與精神分析雙重訓練的特殊整合後，才能夠以細膩地將這些獨特觀察記錄下來。

就像佛洛伊德觀察沙考（Jean-Martin Charcot, 1825-1893）所治療的歇斯底里症患者一樣，溫尼考特也將對嬰兒與母親的觀察，結合從精神分析中獲得的理解，並加以詮釋。如此，他能將嬰兒與母親共同在場的觀察結果，依循自己的精神分析思考進行驗證：「它教我們如何腳踏實地站在當下，並回頭看我們所立足的這片土地。」（見第1章）。

此外，唯有透過資料收集過程中不斷的重複與複製（repetition and replication），才能細緻地捕捉到：嬰兒在特定且只有些微不同的「情境」中，所產生的重要變化（溫尼考特於一九四一年發表的〈在設定情境中觀察嬰兒〉，收錄於一九五八年的《從小兒科通往精神分析：論文集》一書中，是一個極具創意的早期範例），進而逐步建構出精神分析取向的客體關係理論。

如果沒有足夠且重複的機會將嬰兒與母親作為心靈共體來觀察與測試，關鍵變化的記錄也就無從累積，也就無法從而識別出發展中的模式。溫尼考特對心理學研究做出的這項巨大貢獻，其成果已見於他發表的一系列作品中，包括一九五三年的〈過渡性客體與過渡現象〉，以及一九六〇年代後期圍繞「客體的使用」這一概念群所形成的理論（如一九六九年的〈客體的使用與透過認同所建立的關係〉——這兩篇重要作品皆收錄於一九七一年出版的《遊戲與現實》〔Playing and Reality〕 中）。

可以說，正是這種對嬰兒與母親作為一個心靈共體的資料或資訊的反覆觀察與評估，以及對其中細微而特殊的重要差異的記錄，使得溫尼考特能夠推論出：實際的「環境」（無論以何種形式被觀察到的周遭條件）對於所收集到的資料性質，具有在科學實證上顯著的影響。

在溫尼考特敏銳的臨床視野中，嬰兒與環境之間的這種複雜交織——嬰兒與／或嬰兒某一部分特質，與母親與／或母親某一部分特質之間的互動——並不是一種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個可以被具體觀察、檢視的現象，且可以依據他所採用的科學模式進行推論。

這就是溫尼考特所熱衷，並以多年不輟的努力來豐富其知識體系的研究模式。本書編者們在編選溫尼考特關於兒童的精神分析性思考時，特別希望強調這種研究模式對於他理論發展的重要性。在整理這些溫尼考特為不同聽眾撰寫的文章時——呈現了各式各樣看似零散卻又相互呼應的證據與資料——編者們驚訝地發現，從溫尼考特職業生涯的一開始，他就已深深著迷於「嬰兒—母親矩陣」（infant-mother matrix）這個領域、這份專注始於最初，並且以日益細緻又引人入勝的形式，持續到他生命的最後。這橫跨了四十年的臨床經驗，以及二十餘本的出版著作，皆為這份持續不懈的探索作證。

在《兒童與家庭》（The Child and the Family）一書中，一篇名為〈獨生子女〉的文章中，溫尼考特早在一九二八年便這麼寫道：「大多數的母親，以及那些自嬰兒出生後便構成其世界的人們，都是依靠直覺來行動的。當然，也可以是先思考後行動，或是行動之後再思考，抑或根本未經思考便直接行動。但對一個孩子生命最重要的影響，是來自母親及其他親人、朋友們那一連串未經深思熟慮的行動與反應；而並非那些僅僅一兩次經過深思熟慮的行為所造成的影響。」（此處為作者強調）

這段文字中的第三句，其實是一個關於孩子與母親關係的假設，目前尚未有科學證據加以支持。儘管可以看出，它源自佛洛伊德關於嬰兒與成人關係中，無意識幻想存在的理論。但在這裡，它仍只是一種直覺——尚待驗證或駁斥——是一個有待科學研究檢驗的表述，僅此而已。

隨著這一章內容的展開，這個假設被置於溫尼考特對一個臨床個案思考的核心位置：那是眾多個案中的一個例子。溫尼考特描述了一位五歲半男孩、他的母親、父親，以及一位剛出生的小妹妹之間的情境。這段描述主要來自與男孩的臨床互動，也包括與男孩母親的對話。他以來自母親的一項證詞作為他核心假設的佐證。這個男孩自妹妹出生以來，行為上出現了明顯且劇烈的負向變化，但母親卻堅稱「她非常確定，這個變化絕不可能是因為妹妹的到來，因為他（男孩）真的非常愛她（妹妹）」。這正是一個母親「未經深思熟慮的行動與反應」的例子，而溫尼考特認為，這種反應對男孩造成的影響，正是他思考這個個案的關鍵。正如他所指出的：「我們一出生，就來到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同時愛與恨一個對象被認為是不可能的。我們無法想像自己不展現愛，而最簡單的出路，就是讓自己對恨毫無覺察。」

母親對於男孩內心「既有愛也有恨」的狀態缺乏覺察，導致了某些心理上的後果，使這個男孩「在心理上成為了獨生子」。溫尼考特進一步描述，當男孩單獨與他會面時，透過帶來的夢、畫作的運用，以及兩人之間逐步展現的對話與行為，男孩向他表達出，妹妹的到來，對他而言「已經太晚了」。「換句話說，在情感上，他（男孩）無法接受這個事實」。這樣的情感後果，使溫尼考特再次對男孩未來的成人情感生活提出假設。這樣的表述，溫尼考特也稱之為一種「真理」，單單只根據他對這個個案的思考與理解而來，在科學上尚未具備有效性；它還無法作為一個被證成的主張，只有經過科學的研究與驗證後，才能逐步走向真正的科學有效性。

大約在四十個臨床年之後——也就是在溫尼考特針對嬰兒與母親這個專精領域，經過多次深入書寫與思考之後——前述於一九二八年提出的假設，再次以全然不同的形式，出現在一篇新的思考與書寫之中，這篇文章也收錄進了本次的選集。這個新的表述，成形於一篇名為〈以適應失敗，理解嬰兒時期精神分裂症的病因〉（本書第26章）的文件中，原本是為了一九六七年十月在法國舉辦的「嬰兒期精神病研討會」而撰寫的。看來溫尼考特當時未能親自出席，但我們相信，這篇文章在他缺席的情況下被朗讀了；而在此次編選之前，這篇文章從未正式出版過。從至少另外三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出（其中一篇也是首次收錄於此書第25章〈自閉症〉，這是溫尼考特於一九六六年在萊斯特的自閉症兒童協會所發表的內容），到一九六〇年代中後期，溫尼考特在思考上始終深受「嬰兒與母親作為一個心靈共體」這一主題所吸引，特別是在嬰兒期精神病、嬰兒期精神分裂症，以及自閉症的領域之中。

在我們看來，兩篇重要的文章：〈瘋狂的心理學：來自精神分析的貢獻〉（The Psychology of Madness: A Contribution from Psycho-Analysis, 1965）與〈臨床性退行的概念與防衛組織的概念比較〉（The Concept of Clinical Regression Compared with That of Defence Organisation, 1967）（這兩篇文章均已收錄於一九八九年出版的《精神分析探索》〔Psychoanalytic Explorations〕一書中），再加上本書中收錄的〈自閉症〉，都可以視為溫尼考特思考〈以適應失敗，理解嬰兒時期精神分裂症的病因〉（第26章）這篇文章的前期鋪墊。

「對一個孩子而言，生命最重要的影響，是來自母親及其他親人、朋友們那一連串未經深思熟慮的行動與反應；而非那一兩次經過仔細思考後的行為」——這個源於觀察的前提假設，在〈以適應失敗，理解嬰兒時期精神分裂症的病因〉中，以「附註H」的形式再次出現，雖然呈現出一種可辨識又有所不同的樣貌，但我們依然希望能特別細緻地帶領讀者注意到這一點。

「附註H」只有在整篇文件的完整脈絡中——溫尼考特當時這整套思想的總體陳述下——來看才能被真正理解。編者特別強調，要完整理解這個附註，也必須放入更廣泛的背景來閱讀，這包括了在健康與病理狀態下的整體思考脈絡中，溫尼考特對嬰兒與母親作為「心靈共體」這一觀點。此外，這個附註屬於一組關於精神分裂症的重要觀念群之一。這些附註（作為一組假設）是在一場以「嬰兒期精神病」為主題的科學會議中提出的貢獻，溫尼考特在這裡試圖探討嬰兒期精神分裂症的神經心理學成因。他完全清楚自己這套以精神分析取向為主，並且融匯廣泛醫學實務經驗的思考，在來自其他醫學領域與不同取徑的精神分裂症研究中，可能不具太大影響力。必須強調的是，這裡提出的是一份「神經心理學層次的陳述或陳述集合」；如果單獨抽取「附註H」來看，它可能會被視為單純的心理學推論，而非神經學推論。唯有與其他附註共同參照，才能呈現出完整的脈絡。

然而，從一九二八年溫尼考特針對兒童與母親提出早期假設以來，至今歷經多次機會觀察健康與病態中「嬰兒—母親互動」的發展過程，這之間的思考脈絡展現出一條顯著的連續線索。正因如此，這些概念具有被建構成科學研究模式或專案，並加以驗證的潛力。

溫尼考特將自己要說的內容，放置在這樣一個熟悉的脈絡中：「我在這裡所提出的許多想法，其實在其他人的著作中都已經有所論述。然而，我自己的觀點是在一九二〇與三〇年代擔任兒科醫師期間逐漸發展成形的，並在一九四〇年代重新整理與修正。」

溫尼考特在這裡所指的「重新表述」，屬於他接受精神分析訓練之後的時期，這段經歷再加上他在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所接受的醫學與科學訓練，共同形塑了他的觀點。這段話也確認了：溫尼考特對於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s）的思考，是從醫學／科學模式與精神分析模式交融而生——並非單單一方，而是兩者兼具。

在這篇文件的前半部，溫尼考特做了一些必要的前言鋪陳，這對於理解他接下來要提出的假設至關重要。隨後，他提出了一組九個想法（從附註A到附註I），在他看來，這些想法是進一步研究嬰兒期精神分裂症所需關注的核心概念。他也解釋了為何選擇使用「嬰兒期精神分裂症」（infantile schizophrenia）這個術語，而非當代更普遍接受的「自閉症」（autism）一詞。同樣地，我們需要記得：這些並非一套已建立的科學證據體系，而是一組重要的想法或假設，供科學界選擇性地加以驗證或運用。目前支撐這些想法的，只有溫尼考特在其他地方所引用的臨床證據，主要見於本書第25章〈自閉症〉——那是他在臨床實務中，與許多所謂「自閉症」個案重複互動後所形成的觀察。同時，也包括他長期累積的整體思考，特別是關於「嬰兒與母親作為心靈共體」的研究成果。

在進入「附註H」之前，必須先了解「附註G」，因此我們將兩者完整引述如下：G.以我的觀點，在眾多關鍵條件中最核心的一項，是母親（或代理母親）是否具備一種健康的能力：能夠「認同」嬰兒，並依此調整自身以回應嬰兒的所有需要。而這種認同，能在不失去她「自我」的前提下進行。若她擁有這樣的能力，她便能夠自然地「抱住」她的孩子——不只是身體上的抱持，更是一種不去干擾孩子自我生命進程的支持性存在；如果她缺乏這樣的能力，即便她抱著孩子，也會以一種干擾的方式，破壞嬰兒正在建立的主體經驗。

H.除此之外，我認為我們還必須補充一個觀念：母親對孩子「無意識的（且被潛抑的）恨意」。父母對孩子的愛與恨，是極其自然的情感，這樣的情感並不必然會造成傷害。然而，在所有生命階段——尤其在最初期的嬰兒時期——若父母對孩子懷有被潛抑的死亡意願（death wish），那將對嬰兒產生深遠而有害的影響——因為這種情感完全超出嬰兒可以承受與理解的能力範圍。

在後面一點的發展階段，也就是這裡我們所探討的階段以後，我們或許會看到一個孩子不斷努力地「回到起跑點」：也就是說，他會試圖對抗那個來自父母的無意識的恨（即便這些願望已早被反向作用所遮蔽）、那個希望他「不存在」的願望。

但在更早的階段，那個與自閉症相關的早期經驗裡（譯按：嬰兒還沒有那樣的主動性或調節能力），他所能展現的，僅是一種因為「被潛抑的恨意」照顧，而產生的發展扭曲。當照顧者的每個正面舉動，其實都只是潛抑了真實情感的「反向作用」時，嬰兒便無法獲得直接、自然、調適性的互動經驗。因為，一旦照顧變得真實、自由，內在的死亡意願也就會隨之洩露。

能夠談論這樣的觀點需要莫大的勇氣。然而，在我看來，若不正視這些思考，就無法期待任何一個科學群體能抵達自閉症病因的真正理解。

可以說，「附註G」代表了溫尼考特對客體關係理論的重要貢獻，在他以往出版的著作中，這一點也廣為人知。他觀察到母親在嬰兒情緒健康與福祉上，能夠扮演關鍵性角色——透過母親的專注投入、可靠性，以及適應性，特別是能以足夠的共感認同來回應嬰兒需求。在《成熟歷程與促進性環境》（The Maturational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1965）這本書中，收錄了大量論文，集中展現並記錄了溫尼考特支持這套思考的臨床材料。

至於「附註H」，編者認為它延續並重新表述了溫尼考特早先在一九四七年〈反移情裡的恨〉（Hate in the Countertransference，收錄於《從小兒科通往精神分析：論文集》）中，對「母親對嬰兒的無意識或潛抑性憎恨」的論述。不過在這裡，溫尼考特將其與另一個早期觀點——一九六二年於〈兒童發展中的自我整合〉（Ego Integration in Child Development，同樣收錄於《成熟歷程與促進性環境》）與其他著作中提出的「不可思議焦慮的失落記憶」結合。這兩條思路交會，形成了一個新的立場。

這個新立場認為：在嬰兒尚未形成足以支撐失落經驗的自體（self）或自我（ego）之前，若遭遇母親對其適應失敗（無法認同或拒絕認同嬰兒的存在），嬰兒將無法以其他方式來經驗這個失敗，只能透過一套極端扭曲的行為模式來呈現——這些行為模式構成了嬰兒期精神分裂症／自閉症的表現，也就是這類嬰兒身上所顯示的「無法受傷的樣貌」（invulnerability）。

溫尼考特描述，在這種極端未成熟狀態下的嬰兒，正試圖抵禦來自母親的積極無意識（與潛抑性的）憎恨，而這種憎恨會透過否認的方式展現出來。這樣的母親，在潛意識中渴望嬰兒死亡，並且以反向行為（reverse behaviours）表現這個願望。（這裡所討論的「母親對嬰兒的死亡意願」概念，必須與佛洛伊德所提出、克萊恩進一步發展的「死亡本能」理論區分開來。）溫尼考特假設，這種情境使得嬰兒試圖自我防衛，但除了透過一系列扭曲的行為之外，無法找到其他辦法；而這些嬰兒的扭曲行為，正是對母親自身扭曲或反向行為的回應或映照。溫尼考特同時也指出，若伴隨偶發性的腦部損傷或神經學損傷（見第26章），這在某些個案中也可能是重要因素之一，並且可能進一步加劇母親對嬰兒的無意識憎恨。

依我們的理解，該假設於溫尼考特去世前四年（即一九七一年前後）以如此方式提出，在關於對心靈的理解、特別是與精神分裂症有關的領域中，構成了一個潛在的重要貢獻。這些假設與其他以精神分析取向為主的理論表述有所不同，關鍵就在於：它們結合了豐富的臨床經驗、醫學與精神分析雙重訓練，以及一種希望以正統科學研究路徑推進這些概念發展的志向——將這些概念作為潛在資料提交給科學研究。

佛洛伊德所提出的「意識／無意識」範式存在一個困難：一旦創建了「意識」與「無意識」這兩個分立的定義，我們便很容易不自覺地將這兩個領域劃分為對立或分離，而非看見它們在本質上的持續流動、交織與彼此滲透。儘管意識與無意識之間有其基本的統一性與連續性，但在我們試圖將一方從另一方中抽取出來時，這種提取的本身在術語上便重新定義了它們，好像它們彼此分隔。

而在研究生命起始時期的嬰兒與母親時，溫尼考特非常敏銳地意識到，應該試圖捕捉這兩種「原型性意識—無意識矩陣」（archetypal matrix of conscious and unconscious ）相遇的瞬間，嬰兒帶著自己的原型性意識與無意識，誕生時遇上母親的原型性意識與無意識。同時，溫尼考特也很樂於保留母親與嬰兒之間的間距：讓每個人都保有自己完整的現實領域。他進一步提出，這個「過渡地帶」遠非一個空無、冷漠的距離，相反地，它是一個充滿遊戲、創造力、共享距離的空間，也是另一種「play（鬆動）」的意義，就像繩索或線圈中所留有的餘裕，「讓繩索可以靈活移動」的那種空間感，具有伸展性、可調整性、活動餘地等等的無限可能。

溫尼考特認為，母親們可以告訴我們很多關於嬰兒的事；換言之，她們能夠在經驗中最強烈、最高張的時刻——即分娩之時，以及之後持續展開的母嬰互動（無論是在健康或疾病的情境中）——讓我們窺見「意識／無意識」這個範式的運作。因此，他觀察、研究並凝視著這些母親與孩子們，在這些高度敏感的時刻，試圖從中捕捉到些許理解。

本書所集結的這些文章，正是長年觀察的豐碩成果，它們以各種研究、發表、筆記、貢獻、演講與談話的形式呈現，每一次都面向著新的聽眾與讀者。我們期望，這些資料，以及從中湧現出的多樣而獨特的思考，特別是溫尼考特對精神分裂症所帶來的洞見（儘管不僅止於此領域），能夠引發更多的興趣，甚至促成未來更多的研究，讓唐納・溫尼考特在這個領域中的特殊天賦、他那關於兒童的意識與無意識的思考，能夠持續被看見並珍視。

雷・謝波德（Ray Shepherd）
珍妮佛・約翰斯（Jennifer Johns）
海倫・泰勒・羅賓森（Helen Taylor Robinson）
 

第1章 對人類本質的客觀探究
今天我受邀與各位分享關於心理學的背景、假設與其帶來的發現。這是一個範圍極廣的主題，而我必須誠實地承認，我能呈現的，只是我個人視野中一小部分的體會。這就像站在一片森林前，我僅能描繪我曾穿行的那一條小徑。

我也明白，坐在這裡的每一位，都會用自己熟悉的方式來聆聽我說的話。有些人習慣實驗與證據、有些人偏好歷史與事實的軌跡、有些人則深信直覺，喜歡以主觀的方式接觸新知。既然我無法一次回應所有視角，那麼今天我選擇誠實地，向大家呈現我自己的方法與眼光。

我想先提出一個核心觀點：「心理學」其實是一門關於人類本質的探究，就如同物理、生理或生物學一般，是科學的一支。這是我一貫的信念，也是我今日所要分享的起點。這篇講稿原初的雛形在我一位親愛的同事馬蘇可汗（Masud Khan）的建議下改進許多。對我來說，這樣的視角不是偶然，而是一生投入的方向。我想讓各位知道，我的身分不只是醫師，同時也是一位精神分析師，而這樣的身份深深影響我理解「人是什麼」的方式。

直到近年來，精神分析才開始被視為一門可以嚴肅對待的學問。它逐漸成為我們社會中談論心理的共通語言，不過使用這些詞語時，日常與專業之間仍存在著深刻的差異。如果你問一位醫師，精神分析如今在醫學或人性研究中有什麼價值，可能得不到一個明確的答案。畢竟，從醫療角度審視個案背後的心理脈絡，仍是一種尚在發展的新觀念，尚未被廣泛實踐。

在座的各位當中，也許有些人未來會成為醫師，少數人甚至可能投身於深入心靈工作的領域。除了醫學知識，這條路也需要心理與精神分析的訓練。但就算你只想成為一位能照顧病患全人經驗的家庭醫師，這樣的理解與培養，也都將為你帶來莫大的幫助。

心理學若想真正成為探究人類本質的學問，就必須走上一條科學的道路。當然，我們也能透過感受與直覺來理解像莎士比亞這樣的藝術家——他的作品本身就是對人性深刻的感知。但如果我們願意讓心理學成為一門可驗證、可傳承的知識體系，那麼每一步的科學進展，都會讓我們在閱讀莎士比亞時看得更深，也更少落入空泛的論調。我們必須持續談論人類的本質，而當心理學的語言能帶出真正的內容、能經得起檢驗，那麼它也就能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

其實，這並不是說在精神分析進入醫療領域以前，心理上的療癒就不存在。一直以來，一位好的醫師同時也需要是一位有同理心的心理觀察者——他要能理解病人與外在世界的互動，也能觸碰病人內在的掙扎與感受。但即使如此，當醫師試圖談論人類本質時，仍可能說出許多不著邊際的話。直覺雖然在日常中偶有洞見，但在面對複雜的人性議題時卻不總是可靠的。它或許能幫助一位醫師理解一名偷竊病人的苦衷，卻無法作為建立「偷竊行為心理學」的基礎。在需要下判斷與做決策的情境中，比如少年法庭，我們更需要能被討論、被驗證的知識，而不是憑感覺說出的意見。

醫學生會經歷長年艱苦的訓練，但這條路並不一定能培養他們對人性的深刻理解，反而可能阻礙他們走上這條道路。從十八歲開始，一路忙碌到二十五歲，有時回過頭來，已走進中年的門檻。為了在職涯上趕上同行，他們必須投入大量時間於臨床實務中，往往無暇過自己真正渴望的生活。與此同時，曾經一起長大的朋友們，或許早已在二十五歲時就展開了屬於自己的人生風景。

也許你已經開始看見，探索人類本質的科學旅程正穩步前行。我們透過觀察尋找線索，建立理論，再用新發現來修正舊有的理解。這是一條不斷接近真理的道路。然而你是否也察覺，科學與直覺之間，根本上的差異？真正的直覺有時能如閃電般指向核心，也有可能以同樣的速度通向錯誤。與此相比，科學從不聲稱自己掌握「全部的真理」；它所做的，是誠實地建構出一條通往真理的橋樑。這就是為什麼科學訓練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如此重要——它教我們如何腳踏實地地站在當下，並回頭看我們所立足的這片土地。我們的感受與想像可能會跌跤，也可能引我們偏離方向。然而這些時刻，也允許我們夢想與飛翔，即便下一瞬間是失落與墜落。那麼，我們不斷掉落——直到醒來，直到我們回到那個可檢驗、可接納我們的世界：一個名為科學的現實空間。

你曾經這樣想像過「科學」嗎？一門學問若發現某些尚未解釋的現象，如果我們對此一片空白，那麼就記錄它，將它作為未來研究的起點。對於依賴直覺的人，這些尚未串連起來的空白是未知的鴻溝，也許令人恐慌；但物理學家可能會說，那只是一種尚未被發現的元素。不必驚慌，因為總有一天，它會自然嵌入世界的秩序中。像「Ｍ＆Ｂ」這類藥物的療效，初被發現時，科學家或許尚不理解其原理，但他們不會輕易將之視為奇蹟。他們只是繼續研究，慢慢找出答案。即使，至今依然無法掌握世上所有的知識，也沒關係。

心理學的知識與經驗之間，存在著更巨大的落差。但如果我們願意以科學的態度來面對，那麼即使那些直覺派的人說：「我們早就知道了！」我們也可以坦然面對，因為他們並沒有指出那些同時存在的混亂與偏差。真正的科學精神，讓我們得以自在地說「我們還不知道」，而不用發明華麗卻空洞的理論，來填補那些還未看清的部分。

當我們還是嬰兒——甚至剛出生——的時候，我們就像小小的科學家一樣，用身體、感官與心靈去探索這個世界。若我們在那個階段擁有了「夠好」的照顧，一切就不會變得混亂難解。我們靠著想像力先構築了自己的世界，然後慢慢讓真實的世界走進來、與我們相遇。那是一種由外而內的轉化：我們依賴外在事物，因為我們可以用它們來成為「我們自己」。這些事物，即便有時會讓我們生氣，比如餓了還得等待，它們的存在依然是無比珍貴的。因為那真實的外在世界幫助我們忍受那種「一切皆有可能」的魔幻想像。那時，我們的經驗還很原始，夢境也沒有什麼內容，只有一些感受在我們體內浮動。

這些早期的感受，有些是驚奇，有些則帶著警告般的力量。而我們也從臨床經驗中明白：若一個人在這個階段無法好好整理這些感受，他後來的世界可能就會變得混亂，甚至失序。我們中有許多人對「外在世界」充滿好奇，用科學的方式探索萬物，卻也同時排除了對內在感受、直覺與主觀經驗的重視。從某個角度來看，西方文化似乎傾向於用「思考」來取代「感受」；而在某些東方傳統中，則相反地忽視了科學所帶來的可靠方法。

不過，西方文化仍有其珍貴之處——我們努力以科學接近現實，也沒有完全遺棄音樂、繪畫、詩歌這些直觸人心的語言。在信仰與藝術之中，我們保留下來那種創造力的直覺，那些來自生命深處的原始感受。它們總是突然出現、無法被計算，卻能深刻表達一個人內在的真實狀態。

那麼，如果我們能同意心理學是一門嚴肅的科學，為什麼不讓它穩穩地立足，並延續著如科學那樣的知識傳統呢？在我看來，為什麼心理學會在所有科學的最後才出現？它緊接著生物學，而生物學在某種意義上，又接續於物理學。（當然，如今這些學科應當是並肩同行的。）顯而易見地，當一門科學與生命越靠近，它的語言與方法也就越難完全貼合科學的方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當學生時代的我第一次讀到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時，內心激動不已，幾乎一氣呵成地讀完。那時我感受到一種難以言喻的震撼，就像濟慈在他的詩〈初讀查普曼譯荷馬〉（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中所描寫的：我彷彿是站在蒼穹之下的人，凝望著一顆新行星劃過天際；又或像武勇的科特茲⋯⋯當時的我其實還不完全明白，為什麼這樣的閱讀會引起那麼大的激動。（譯按：那是一種「看見」的震撼，一種突如其來的、整體性的理解，就在你眼前綻放。）但後來我慢慢懂了，這份悸動來自於一種發現：原來「生命本身」，也能被放進科學的框架中去理解。

這樣的理解帶來了解放，它讓我不再對知識與理解之間的差距感到緊張，也讓我重新找回了那份能工作、能遊戲的自由能量。我相信，如果我今天還是學生，一定也能在某些書中找到那種讓人熱血沸騰的感覺，並願意在心中的知識地圖上，為心理學畫下一個屬於它的位置。不過，至今我還沒找到一本心理學的著作，能像《物種起源》那般具有標誌性。當然，《物種起源》今天也因包含過時的理論與錯誤而受到批評，但若真要談被批判的強度，心理學的經典著作往往面臨更激烈的質疑。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導論》（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就是一例。

自從佛洛伊德寫下這本充滿遠見的著作以來，心理學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而其中許多里程碑仍可追溯到他本人。不過，即使是今天，一位精神分析師在推薦這本書時，仍會抱持謹慎態度，因為唯有在與他人共同討論、細讀並理解佛洛伊德所開啟的思想框架後，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這本書的深度。若我們能夠按照時間軸閱讀他的著作，就會逐步看見他的思想如何一步步拓展出一個全新的領域。他不只是點燃一種新的方法，更親身承擔了這場探索的長程旅途。而如今，這份任務由他的後繼者們繼續承擔下來，也會在新的時代中，延伸出各自的方向。

現在，我想談談心理學作為科學所面臨的一個根本困難。我曾說過，科學訓練的重要性，在於它讓我們能夠穩穩地站在當下的立足點，看清我們所處的位置。然而，心理學所要站穩的那塊土地，並不只是觀察他人，而同時也必須回望自己。正因如此，它和其他科學截然不同，也永遠不可能完全一樣。因為我們不只是用儀器觀察對象——我們是用我們的心，去靠近另一顆心；我們是用我們的感覺，去體會另一個人的感受。

這就像在測試一台顯微鏡，而那台顯微鏡正是我們自己。（譯按：我們的觀察從來無法完全客觀，因為我們就是這場觀察的一部分。）這也難怪心理學會是科學的最後一門學科。也因此，有些人因此堅持：心理學永遠無法成為真正的科學。事實上，學術心理學長期以來，都卡在這個問題上難以前進。但佛洛伊德選擇不退縮，以堅持不懈的精神，開拓出一條新的道路。而我們當中許多人也開始相信——在二十世紀初，他已經成功地為心理學奠定了科學的基礎。

在佛洛伊德的經典著作《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中，我們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正面面對那些被認為無法跨越的障礙。他用一種既大膽又嚴謹的方式，告訴我們：心理學也可以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他的做法非常特別，將其轉換為推進科學研究的助力。如果他要求病人記錄夢境的每個細節、相信其中意義，那他自己也必須願意這樣做——他必須有能力，也願意深入分析自己心中所生出的夢，並將它們誠實地攤開在學術討論的場域中。佛洛伊德對夢的探討是一種創新的思考模式。而他的許多見解，也確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佛洛伊德的另一本重要作品《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更進一步嘗試將心理學以科學的方式介紹給大眾。（譯按：他說明了我們日常中的錯誤、遺忘、口誤，都不是偶然，而可能隱藏著深層的心理動力。）他就像一位不斷向前的思想探險家，一邊書寫，一邊開拓。而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甚至還不知道這些書早已出版。我也懷疑，當時的我是否真的準備好，去理解那些如此深刻的作品。

如今，我更能理解心理學作為一門科學，究竟面對著多大的挑戰，而佛洛伊德其實已經為我們踏出了第一步。在這裡，我們必須面對一個極具挑戰性的概念：「無意識」。在一般語言裡，這個詞可能讓人聯想到暈倒或昏迷，但在心理學中，它有著更深一層的含義。它指的是：在任何當下，我們其實都無法「完全覺察」我們能夠知道的一切。就像一位畫家在創作時，可能會感受到一種尚未顯影的圖像，那是一種從他生命深處浮現出來的感受，一種尚無語言可以描述的預感。這導致我們很難說「畫家能完全掌握自己的畫作」。（譯按：這些無法被完全意識到的經驗，不代表它們不存在；它們只是靜靜地待在我們內在的陰影裡，等待被看見、等待被理解。）

儘管在當時許多人覺得不可思議，佛洛伊德仍勇敢地踏進人類心靈最幽微深邃的角落。他用科學的方式，揭示了一個嶄新的觀念：「潛抑的無意識」。在這裡，無意識不只是我們「不知道」的東西，而是那些我們一度知道，但後來因為太痛苦、太難承受而被封鎖起來的真相。（譯按：它們之所以被遺忘，並不是因為它們不重要，而是因為它們太重要。）因此，我們必須動用極大的心理能量來壓抑它們。然而，這股壓抑的力量會耗損我們原本可以用來熱愛生命、參與關係、創造未來的能量。也正是因此，精神分析的治療才會產生改變：當一個人不再需要那麼多力氣來「壓住痛苦」，他就能把這些力量用來過日子，用來愛人、感受、行動。

佛洛伊德發明了一種方法——它既是一種治療，也是一種對人類本質的深入研究工具。他讓精神分析不只是問診與對話，而是一種穩定、自由的空間，讓人的心可以真正開始「動起來」。在這個空間裡，來接受治療的人會慢慢地觸碰到自己最難面對的部分。而在與分析師的關係中，這些他無法單憑自己去觸及的事件與情感經驗，種種痛苦都逐漸浮現。如此一來，被阻礙的成長便得以展開。

讓我試著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來描述：在精神分析的過程中，一個人若想修正他過去經歷的某段傷痛——不管那是真實發生的，還是內在深處某種想像的記憶——，就要重訪那段過程。（譯按：而不是重演。）在一個安全、有節制的情感空間裡，那些原本太痛而無法面對的情緒，開始慢慢浮現出來。而分析師不急於處理或解釋，僅僅「在場」——陪著他一點一點去說、去感覺。這樣一種「簡化的場景」讓人得以重新經歷那段經驗。（譯按：但這次不再只有孤單與崩潰，有人能接得住他。）雖然相較起來，實際的臨床工作往往更複雜得多，但我相信這樣的描述可以幫助你抓到核心的意思。

在精神分析的關係中，分析師與來談的人，是並肩坐在同一張長椅上的兩個人，他們不是上對下的關係，也不是誰掌控誰的進程。這也正是精神分析在某些人心目中特別有力量的原因——尤其是那些曾在權威關係中受過傷、不願再被控制的人。即使催眠或其他技術方法可以更快速地消除症狀，但它無法真正接觸到那個人與痛苦之間的真實關係。

佛洛伊德所創立的精神分析，不只是為了治療，它更是一條更靠近科學真理的道路。它讓人開始相信：我們所經歷的情緒現象，其實可以以科學的方式去理解與研究；而我們對自我理解中的巨大空白，也不再是失敗與恐懼的來源。我們不再被焦慮驅使著，建構出各種錯誤的理論與人生信念。

你可以清楚地看見，精神分析帶來的一個重要改變，重新喚醒了邏輯的生命。曾幾何時，邏輯曾是思考的榮耀起點，但也快速地淪為冰冷無用的工具。人們曾希望透過「正確的思考方式」來控制人類的行為，期望以此建立更穩固的社會秩序。但這些企圖，往往忽略了一件事：我們不是只有意識，我們還有無意識。那些不合理的行為、看似荒謬的信念，有時並不是邏輯錯了，而是這個人正在努力對抗一些他無法承受的內在真相。我們現在明白了：如果不考慮無意識的力量，任何「合理化」的努力都可能只是表面的假象。

透過精神分析，我們獲得了一種特別的理解方式：一種從混亂與不健康中長出來的頓悟（insight）。同時，因為精神分析，我們也開始理解：人有潛力將自己最原始的衝動——那些來自本能的能量——轉化為創造力、想像力，甚至是利他的行為。這樣的轉化不是壓抑，而是一種成熟的妥協：我們既保留了內在的火，也尊重了外在的邊界。這讓人可以活出更整合、更自由的自己，而不必犧牲與社會的連結。

當我們深入研究那些患有神經官能症的個案時，幾乎總能發現一個共通點：他們在童年早期的情緒發展歷程中，曾遭遇重大的阻礙。尤其二歲、三歲、四歲這個階段的孩子，正經歷最初的人際關係、學習信任與分離的時期——如果此時發生強烈的不安或情緒衝突，很容易種下深遠的焦慮種子。為了生存，孩子會發展出一套防衛機制，而這些防衛，有時日後就會以神經性症狀或角色混淆的方式表現出來。這個年紀的孩子，其人格還在慢慢形成。他們的「自我」正在學習如何整合來自本能的驅力、環境的要求，以及逐漸內化的「超我」——那是一種從重要他人身上學來的價值感與內在規則。

此時此刻，一個穩定而溫暖的環境至關重要。因為孩子會拿周圍的大人作為心理建構的藍圖，並在過程中逐步形成「超我」——去想像什麼是「允許」、什麼是「禁止」、什麼是「被愛」的條件。（在我的述說中常使用精神分析的術語，但日常中，它們其實沒有使用上的必要，只是建構理論時與討論時的符號。）而在更嚴重的情況下，我們看到一些被標記為「精神病」的症狀，其根源甚至不只是早期童年，而是更早、更原始的嬰兒階段。在那個時期，孩子的人格尚未整合，他還無法分清什麼是內在的幻想、什麼是外在的現實，他與世界的溝通還非常脆弱。（譯按：孩子依賴外界的回應是否一致、可預測、溫柔。如果那時的環境是混亂、忽冷忽熱或情感斷裂的，那麼孩子可能連最基本的「我在這裡、我是誰」的感覺都尚未建立。這種早期的失落，後來會以更深層的方式出現，讓一個人難以與現實建立穩定的關係。）

因此，精神分析發展出一種精緻、嶄新的方法，讓我們得以研究人類自己，也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它是一種工具——深刻、複雜，但仍然只是工具。它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學信仰。佛洛伊德本人就曾明白地說過：精神分析不能代替信仰，也不能替人生困難找出所有答案。對於初次接觸這門學問的人來說，這是重要的提醒。

人們常常問我：接受精神分析，真的能讓生活變得輕鬆嗎？但我要說，如果有誰聲稱做了什麼就可以保證輕鬆，那恐怕我們也該對這樣的承諾多些懷疑。精神分析能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痛苦的過程，它不能改變生活艱難的事實；它帶來的最好結果，也許是：一個人不再覺得自己被命運拖著走，而是逐漸能夠用自己獨特的方式，去回應人生的困難與矛盾。於是，他開始成長，變得成熟，並在過程中建立起更穩定的自我，也更能與這個社會產生真實的連結。

第6章 兒童的拒絕入睡
在漢諾克（Edouard Henoch, 1820-1910）關於兒童疾病的演講中，他的觀察相當值得注意。他並未將「無法入睡」（sleeplessness）列入症狀索引中，而是將這一現象歸類於「夜驚」（pavor nocturnus）的一部分。他對於我們今日所稱為「小兒科」這整個領域的觀察具體而微，極具啟發性。我們只能設想，在他所處的年代（大約是一八七四年至一八八五年間），在他診所接觸的七千八百一十五位兩歲以下兒童中，有五千三百六十八名死亡（約佔百分之七十）；而兩歲以上的六千一百六十五位兒童中，則有一千四百二十三人死亡（約佔百分之二十三）。在那個時代，兒童死亡率之高，使得生理因素無疑成為首要的關注焦點。相較之下，孩子無法入睡的問題或許顯得微不足道。然而，正如我們今日所了解的，兒童的睡眠困難，很可能使得父母與孩子本身都無比困擾。

如今我們能夠自由地觀察那些身心健康，但情緒上受困的孩子，也能觀察他們所表現出的種種異常狀況，因此，我們其實有機會深入探究睡眠困擾所隱含的意義，與可能的「益處」。例如，在那些拒絕入睡的案例中，孩子似乎是「故意」維持清醒狀態的。在這裡，我們面對的問題，與其說是單純的睡眠障礙，不如說更接近於「拒學症」的情境，這當中包含了某種程度的期待與主動性。當然，每一個案例都牽涉到無意識的動機：這些動機是潛抑的成分，隱藏在孩子與父母的內心深處，卻共同構成並決定了這些異常現象的互動性質。

睡眠困擾這個主題本身十分龐大，但在此我們可以將焦點縮限在「拒絕入睡」的現象上。如此一來，我們也許能指出其中一兩項重要的特徵，而無需對「人性」這深奧的課題提出太過顛覆性的見解。

睡眠障礙的核心在於焦慮。有時，孩子在睡眠中經歷了難以忍受的惡夢，而在驚醒後才得以解除那份恐懼；若無法解除，他就會開始害怕入睡，因為夢境對他來說，已然成為威脅現實生活的因素。另一方面，有些困難則發生在孩子從清醒進入夢境的過渡狀態之中，這段時間介於意識與無意識之間，常常伴隨著極大的不安感。

然而，這些過渡的危險時刻所感到的不安，往往來自於過往經驗的身體記憶，或許可以追溯到嬰兒時期，因此孩子可能會有吸吮拇指或其他的衍生行為。這些手段能夠幫助孩子穿越那段充滿幻覺與錯亂感的短暫時光，使他回到可被掌控與信任的內在世界中。這一切現象，都屬於人性的本質，屬於每個個體在人生成長過程中，透過情緒的逐漸發展而完成的任務。這樣的成長由遺傳的整合力量所支撐，也受到內在促進成熟與發展的方向性所引導。而這些發展都需要依賴一個「夠好環境」（a good-enough environment）才有可能實現。

這些因素交織極為複雜，並在不同理論體系中被賦予了各異的名稱與定義。對於這些現象，各領域的工作者（包括治療師與學者）已在許多層面上達到相當一致的理解，他們以各自的方式去理解本能驅力所帶來的興奮，並且都認為：無論這種興奮是全身性的還是局部性的，都可能引發睡眠障礙中那種突如其來、急性而劇烈的特質，例如我們所熟知的惡夢。

「拒絕入睡」（sleep refusal）這個說法，或許正好提醒我們注意某種特定型態的睡眠困擾。例如，孩子不願入睡，或甚至不想「嘗試去睡覺」；或者他只能在家庭生活的嘈雜背景中入眠；必須有母親陪伴才睡得著；又或者一旦父母離開去上床睡覺，他便會立刻驚醒。在這類型的睡眠困難中，我們必須特別留意「母親」的角色，或更廣泛地說，其實父母都參與其中，成為這場睡眠障礙的一部分。事實上，在所有這類案例中，父母的介入常常提供了重要線索；甚至可以說，至少其部分地揭示了這一障礙的成因。

我們也可以這麼說：有時候，造成這些睡眠困擾的，反而是那些看似無關緊要的訊息，它們或許不具備明確意義，卻蘊含於父母態度中的無意識元素。例如，孩子到姨媽家暫住幾天時，睡眠情況可能就完全正常、沒有任何問題。無論如何，在這些例子中，真正的困難往往不在孩子本身，而是父母在撫育歷程中的某種挫敗。這些挫敗來自於更深層、更複雜的家庭情境，也就是孩子是否真實地處於一個「夠好」的促發性環境（facilitating environment）之中。這樣的「夠好環境」能夠結合出一種有彈性的調適與情緒的承載方式，既符合孩子的發展需求，也讓孩子能夠安然地生活於白日與黑夜之間。也就是說，在這個促發性的環境中，人類能夠如其所是地活著：擁有自己的生活與情感，也會有疲憊與惱怒，有個人的脆弱面，但仍然維持一致的態度，並且能夠思考這些生命條件所構成的主要趨勢與細微差異。

父母有著他們自身的困境，他們在自我防衛的心理組織中，壓抑了某些情感素材。在此，不妨讓我們稍微發揮一些想像力：設想有一對夫婦，已有兩個或三個孩子。他們並不希望再有更多小孩，因此，性生活的協調與滿意度逐漸降低，對於避孕的討論也更加難以啟齒。然而，在這樣的情境下，夫妻其中一方可能依然非常容易受到本能的興奮所激發。也正因如此，在缺乏充足時間與空間進行心理整合與反思的情況下，意外往往就此發生。

而當父母在一起時，某個孩子剛好「需要被特別關注」，這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再方便不過的安排了！如果這一點沒有被覺察，那麼孩子便很容易適應這樣一個被指派的角色，成為那個讓父母得以「避孕」的存在。

對孩子而言，這其實可能是一件痛苦的事。因為這樣的安排往往伴隨著父母之間的疏離，而孩子也可能發現，自己無法真正享受那個「家中的掌控者」，甚至「整個世界的控制者」的角色。久而久之，甚至會對這種掌控感產生一種厭煩與疲憊。這樣的情緒狀態，往往也會延伸到夜晚，導致孩子無法入睡；接著，在白天表現出易怒、煩躁，並衍生出一系列次發性的心理或行為症狀。

由此看來，對這樣的孩子使用安眠藥來解決問題，幾乎註定徒勞無功，甚至可以說，一開始就不應該這麼做。同樣地，若醫師以強勢的方式介入，無論是以隱喻的形式，還是更直接的方式，最終也難逃失敗的命運。這是因為孩子根本不知道，他們此刻的行為，其實是在替父母的生活困境提供一種「解方」；甚至連父母自己，也未必清楚這一點，或頂多只能稍稍有所覺察。

在這種情況下，最殘忍的事之一，莫過於去批評或嚴厲教訓父母。即使是給予建議，也可能是不智之舉。那麼，身為臨床工作者究竟該說些什麼呢？除了「改變你的狀態」、「試著了解你其實還不認識你自己」、「只需要好好思考你自己」這類話之外，又還能說什麼？醫生又清楚他必須考量眾多其他因素，例如對每個孩子需求的調適，還得遵守無數的社會規範與期待。同時，我們也千萬別忘了——醫生自己，也可能正深陷於和病人一樣的困境之中。

或許，最好的方式，是什麼都不去做，而是學著去「容忍」這樣混亂、困頓的狀況。（譯按：讓它被經歷、被承受，直到它有機會可以自行從生活褪去。）然而，也有人會這麼說：我們仍需要「個案工作」，也就是由一位具有結構性與專業知能的社工師進行介入，並且持續一段時間，使彼此之間能夠建立信任，進而讓洞察的回饋得以自然地發展。

透過自身的想像與經驗，一個人不僅能建構出一個複雜的困難處境，也可能逐步發展出一種自我：這個「自我」，透過思緒的日益清晰，並從父母部分的覺察與放手中獲得自由。如此，個體便能在生活中尋找一種能夠整合各種需求的「管理技術」。也許，這樣就已經足夠了。

臨床工作者總是渴望「治癒」他的病人；但在這類工作中，他必須學會等待：等待個體自身，以及整個社會的演化與轉化。
 

ISBN / 9789863574583
EAN / 9789863574583
頁數 / 408
開數 / 25開
注音 / 無
裝訂 / 平裝
語言 / 中文繁體
級別 / 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