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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醫療技術走在法規之前，垂危的生命該如何等待？《11 克，搶救生命的重量》回望台灣首例心臟移植，揭開腦死判定爭議，以及朱樹勳推動制度改變的關鍵一步。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七日，是我人生與行醫的一個轉折點。前一天的深夜裡，我的導師朱樹勳教授，完成了台灣第一例人體心臟移植手術。

▌巨人的背影

當天清晨，新聞轟動了全台。然而在掌聲背後，朱教授面對的是一個極其尷尬且驚心動魄的現實—那時《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才剛公布不到一個月，核心的「腦死判定準則」根本尚未出爐。到底器官移植是「救人還是殺人」，仍存在著很大的爭議。

就傳統觀念來說，在一九八七年以前，不論是法律還是社會大眾，大家都認為：「一個人要到心跳停止、沒有呼吸，才算真正死亡。」如果心臟還在跳，而你卻把他的心臟拿走，在當時的法律定義下，這就叫「故意殺人」。

至於心臟移植手術，也有一個前提：捐贈者的心臟必須是「活的」、還在跳動的。如果等到捐贈者的心跳停止，心臟就會缺氧壞死，這顆心臟也就無法再救活另一個人了。

因此，在醫學界引進「腦死」的概念，也就是病人的大腦已經完全壞死、再也醒不來，雖然靠著呼吸器，還能維持心跳，但在醫學上他已經死亡了。這時候摘取心臟、進行移植，最能確保心臟的健康。

尷尬的是，一九八七年雖然已通過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容許器官捐贈。但是，政府尚未公布「腦死」的施行細則—到底要由哪些學科的醫生、進行哪些檢查、判定幾次，才能合法宣布一個人「腦死」呢？

這也意味著一個殘酷的悖論：如果朱樹勳教授摘取了這位腦死捐贈者的心臟，去救另一位換心病人，在醫學上，他同時救了兩個人（讓腦死者遺愛人間，讓換心者重獲新生）；但在法律上，由於國家尚未公布腦死判定標準，捐贈者在法理上依然算是「活著」。朱教授若是進行這場移植手術，就等於是冒著可能被控訴「故意殺人」的風險在開刀。

▌開創者的勇氣

一邊是垂死的病人、一邊是殺人重罪，在法律未明的灰色地帶，朱樹勳老師頂著可能「從名醫淪為階下囚」的巨大壓力，在「坐視病人死去」與「衝撞體制救人」的抉擇面前，毅然選擇了後者。
 

果然，譽之所至，謗亦隨之。

雖然在宣布移植手術成功的當天，全台人心振奮，但隨後而來的，卻是鋪天蓋地的倫理質疑與言論撻伐。

當時連續一個月，報紙上天天都有朱教授的名字。我人微言輕，只能在風暴的邊緣，靜靜地看著一切發生。但我沒說出口、心底卻很清楚的是，「我想成為像朱樹勳老師一樣的人」，這不是因為手術成功後的榮耀，而是因為他在關鍵時刻願意將病人的性命凌駕於一己安危之上。他，願意承擔。

後來，朱樹動教授被罰款了十五萬元，然而，正是那一次對僵化體制的衝撞，逼得國家機器開始運轉—短短兩個月內，核心的「腦死判定準則」火速通過，《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施行細則也隨之上路。
受惠於老師當年開創先例，台灣的器官移植醫學如枯木逢春般蓬勃發展，從心臟、肝臟到肺臟，醫界一步一步將生命從死神的手裡奪回。如今，台灣的器官移植手術的成功案例，在亞洲居於領先，與歐美相比亦不遑多讓。

許多的制度變革，往往都是由先行者，孤身將腳跨向懸崖之外開始的。即便可能承受千夫所指，甚至鎩羽而歸，但朱教授那頂著風暴走向懸崖、踏出改變時代的第一步，自此成為我行醫生涯裡的典範。他的背影告訴我：醫者的本分不只是墨守成規的安穩，而是關鍵時刻的無畏與承擔。

正因前人當年冒著萬劫不復的風險，才為台灣醫界劈開了僵化體制的桎梏，我們這些後來者，才能在如今健全的制度庇護下，更堅定地握緊手中的手術刀，繼續在生死的界線上，為垂危的生命引航擺渡。

本文摘自　今周刊出版《11 克，搶救生命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