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張哥頂著一頭亂糟糟的白髮，身上是熟悉的暗色排汗衫、運動外套和靛藍色厚棉褲，肩上斜掛著腰包，九點未到便出現在臺北車站。

臺北的春天像是沒能打定主意，有時冷冽如冬日尚未走遠，有時又像夏季太早出現，這天是個近似嚴冬的春天，寒峭穿透外衣。老張哥手裡習慣性地握著一杯便利商店熱咖啡—他每天只吃兩餐，早餐總要配一杯咖啡，直到了傍晚才吃第二頓。

雖然已年過七十，還動過幾次心臟手術、裝了支架，老張哥咖啡總愛加糖，日日抽掉一包菸。每回被問到健康問題，他總一臉滿不在乎的樣，撇了撇頭：「哎呀，死就死了，我不管那些。」

他曾在北側大門與路旁公車站之間的花圃邊露宿，當了幾個月無家者。如今有了租屋處，仍掛心不下這裡，每日到車站兜兜轉轉，週末也不缺席。他說人老了會怕寂寞，待在家不如來這兒。

▌ 一雙盯著臺北車站的眼睛，老張哥細心地關懷著約150名的無家者們

老張哥像是「盯著臺北車站的一雙眼」，睡在東南西北四方位、約莫一百五十名的無家者，他全叫得出名字，知道誰在哪打工、誰有家人子女，誰又無依無根。

每逢有新來的「同學」，老張哥總會坐在路邊觀察個三、四天，再慢慢地和對方攀談，問他來自何方、姓啥名誰，要不要便當或睡袋，等熟了起來，老張哥心裡判斷「是時候了」，便會請對方掏出身分證件讓他拍張照，接著把蒐羅到的資訊和證件照都傳給臺北市社會局的社工，讓社工去查查新同學的相關背景，再看看下一步能提供什麼資源。

跟著他繞行臺北車站一圈，別人十幾分鐘便能走完的路程，他得走上半小時。走沒幾步路就得停下腳步，問問斜倚在牆邊的人要不要新的褲子？晚點拿一件給他；或是告誡一下公車站候車長椅上的人，身側的手推車不要放太多東西，被路人看見又要遭到檢舉，搞得大家都不好過。

此時他身邊站著一名同樣握著咖啡的臺北市萬華區社會福利中心社工，身著方便行動的運動風長褲，聳著肩把脖子藏進外套領口內。老張哥朝我點個頭，匆匆介紹一下身邊的社工。

▌ 從一帆風順到跌落谷底，「老天要你倒下，你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我和老張哥已在車站見過好幾次，他是我採訪老齡貧窮議題時碰到的第一個受訪者，我們在臺北市社福中心的辦公室碰面，窩在塞著舊沙發的小會議室裡聊了一下午，他談著自己的故事：如何一帆風順，又如何跌到谷底，「老天要你倒下，你怎麼死的都不知道，就垮了。」

那天下午他提起自己也曾流浪，如今會在臺北車站幫著無家者們處理大小事。這句話讓採訪者眼睛一亮，我們總需要個引路人，帶領採訪者走入田野。老張哥適時擔任起這個角色，我不時到臺北車站周邊找他，我們總坐在車站周邊四通八達的各路出口外閒扯，從他身邊幅射出的人際網絡中尋覓下一個受訪對象。

二○二一年春天，是我頭次跟他出任務。

那天早晨老張哥和社工疾步往車站東側走去，預備去探望勇伯，看看他即將啟程前往榮民之家的文件是否備齊，需不需要幫忙代墊車錢。

一路上老張哥跟社工簡短說明勇伯的概況：七十幾歲的老人，退伍軍人。有三個子女，在街頭浪跡一陣。勇伯曾經因酒駕被取消公職人員的退休福利，現在子女會按月匯給勇伯一點零用錢過日子。

勇伯常喝醉了就倒在車站附近的客運候車室外，他身上有錢買酒，只要謹慎地算計每日花費，也總能撐得半醉半飽，比起許多無家者算過得奢侈，因此身邊常圍繞著一群人，吆喝著讓他請客。

▌ 有家為何不回？老張哥：「還沒做好心理準備」

社工和老張哥都不清楚勇伯為何沒和子女同住，「他不想講，我也不會多問。」老張哥頓了頓又補上一句：「我跟你說，會來這裡的喔，都是人生遇到某種困難的人。有家不一定歸得。像我自己，就是還沒做好心理準備（回家）。」

勇伯尚未起身，橫躺在地臉朝牆面，被社工搖醒後，抖著手從擺在後腦勺附近的大布包裡掏出一疊塞在透明資料夾裡的紙片，上頭有他的身分文件與各種資料。

社工和老張哥翻了幾頁， 猜想勇伯應該能順利「脫遊」——脫離遊民生活。

社工從那疊文件裡抬起眼，問勇伯缺不缺到榮家的路費，勇伯晃了晃腦袋，大約是不用的意思。社工鬆口氣，拍了拍勇伯的肩，叫他少喝兩杯。辦完勇伯的事，社工和老張哥踱到路旁扯幾句閒話。老張哥一邊熟練地從腰包裡抽出菸遞給社工，一邊談起另一個睡在離車站稍遠處的無家者——一天早晨被人發現僵死在報紙和棉被堆成的臥鋪裡。

「前一天我還問他要不要看醫生，他看起來就很糟的樣子。」老張哥深深地吸了一口菸， 再緩緩吐出一大片白。菸抽得很快，一下只剩半截。「隔天再去看，他就死了。」幾個第一時間發現死者的人報了警，跟著去警局做筆錄，折騰了一整天。

社工點點頭，沒多說什麼，生死在街頭並不罕見。而今晨，勇伯的事讓社工心滿意足，死亡也不能打擾這份欣慰。

只是到了下禮拜，他們會發現勇伯仍在原地沒走，依舊醉醺醺地躺在路邊。細細一查才發現，勇伯根本沒申請榮民之家。這是路上常見的輪迴—計畫著要離開，卻怎麼也沒走成，或總算有了去處，沒多久人又回到街邊。

但這天，他們都相信勇伯能到一個頭頂有屋瓦的地方， 過另一種晚年。